内容提要
○1927年底至1928年初，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非常注重总结秋收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
○1928年初，周恩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的重要观点。在中共“六大”上，他继续阐述了关于夺取中心城市必须有周围武装割据力量的汇合的思想。
○在1929年的“九月来信”中，周恩来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的重要论断。
○1930年9月，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应成为全党中心工作的中心。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一种是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本文旨在探索周恩来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倡导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实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独立领导革命的总策略。继“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领导了许多地区的秋收起义。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一些领导人开始总结经验，探索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受挫后，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起红色政权。湖北的黄麻起义、广东的琼崖起义也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回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的形势下，对全国革命形势还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坐镇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意见未能抵制，但他非常注重实际，敢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注重总结秋收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周恩来在1927年12月写给中共浙江省委、江苏省委的信中，已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既不能只发动群众，不掌握革命武装；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不发动群众。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这样才能夺取政权，创立起“割据的暴动局面”。
1927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浙江西部“只要有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周恩来年谱》，第129页）。12月13日至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工作时，周恩来兴奋地说：“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周恩来年谱》，第130页）。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12月21日致信朱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实际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两湖工作时，周恩来提出湘西特委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周恩来年谱》，第133页）。与此同时，他在指导北方工作时，也强调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写给陕西省委的信中指出，发动士兵暴动时机成熟的条件是：（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指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较有胜利把握。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熟，就不要急于发动（《周恩来年谱》，第132页）。此时，周恩来强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确是秋收起义以来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
1928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人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他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周恩来年谱》，第138页）。这就清楚地表明：要夺取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必须有本省各地武装割据的汇合，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才能取得胜利。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夺取一省政权的策略思想的提出，说明周恩来努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各地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
1928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于纠正当时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指导则是不正确的。决议忽视中国国情的特点，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认为中共在湖南、湖北等地开展的游击战争是“策略上的动摇”，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暴动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60页）。这一要求显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处于不成熟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响，在1928年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有亲身体验又注意吸取他人智慧的周恩来，对于共产国际的批评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城市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着，要城市和乡村相配合的发动“是很困难的”；如果要等城市出现了革命高潮，再去发动乡村农民暴动，必然是“乡村的发动等待城市”工人起义，而城市的工人起义“一时又难于发动”，“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农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这“与俄国不同”。当时会议记录上简单明了的这么几句话，清楚地表明周恩来当时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即不能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而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指导中国革命。如果中共中央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当中，尊重各地斗争中的首创精神，是很可能更早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然而，众所周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理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大会决议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周恩来经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也接受大会的这个方针。他说：“太平天国是从乡村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的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再“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同上）。但是，周恩来在大会的发言中，虽也讲了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的重要，同时也以务实的态度强调了由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主张在有条件的南方几个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割剧局面的准备”。因此，“六大”决议规定了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当时虽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有上级党的旨意又有多数人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形势下，仍然强调上述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
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值湖南、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井冈山处于困难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又遭敌军截击和追击，一时去向不明。为此，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认为军队还是分散为好，毛泽东和朱德二人“能出来一次更好”。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同意周的意见，并决定由周起草一封给毛泽东、朱德的信，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于4月3日接到二月来信后，4月5日立即给中央写了回信，即著名的“四五复信”。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朱德的复信。会上，周恩来的发言很重视毛泽东信上的意见，他感到二月来信按照布哈林确定分散的策略“是有些毛病”。他说：站在红军是促进革命高潮动力之一的条件的立场，红军也要集中才有办法，因集中才能扩大；从开展土地革命方面来说，乡村群众很散漫，以红军组织的力量去帮助农民组织也是很有作用的，即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有些乡村也是红军在那里作没收地主的土地。从各方面看，过去主张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在中国。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他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周恩来此时虽然还是强调城市的领导问题，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识到在中国农村存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红军可以帮助土地革命发展。这显然比“二月来信”时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1929年8月下旬，继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个别交谈中，汇报了红四军成立后的组织情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经过、湘南八月失败的情况和原因、1929年1月向赣南出击的情况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初创，特别是较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根据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并拟出决议提交政治局，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产生的经过。
“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升华，表现在：
第一，他从中国不统一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说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首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激烈，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由于军阀混战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他认为，中心城市为强大的敌人所占据，而统治阶级在乡村的力量薄弱；同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加上地势辽阔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先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建立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种情况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这一历史现象。
第二，驳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陈毅在汇报中曾讲到刘安恭到红四军后散布中共“六大”时布哈林认为“脱离生产的红军必被消灭”的观点。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点。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他不仅批评了刘安恭，也驳斥了布哈林等人的错误观点。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敢于如此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其政治和理论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信中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周恩来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红军的根本任务，认识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四，指出红军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六大”以后，周恩来贯彻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时，曾强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主要是依靠城市的工人运动，现在则认识到“红军第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六大”前对工农武装割据认识的基础上，虽有半年多的曲折反复，又螺旋式地上升了。
苏区工作应成为中心的中心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特征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不仅要求国内各地方党组织和各地红军学习和推广朱毛红四军的经验，且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也有较大的影响。
1930年5月，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讨论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论、政策和实际工作问题。为了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准备了一个星期，写了十万余字的报告。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策略问题，周恩来到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要求向中心城市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决不是放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方针，而是更适应实际的策略，可求得更大的发展。他指出，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根据地？是赣西南、闽粤边界等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群众。在巩固这许多根据地之后，再向工业城市中心发展。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基础，应当将这些地方的力量巩固起来。这些思想观点显然是接受并发挥了1929年以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介绍。
正是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汇报，斯大林才特别指出：中国情形与西欧不同，如西欧德国在柏林暴动即可得到全国胜利，但在中国是一相反的形势，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斯大林还特别注意红军问题，他说，“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16页）。因此，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这说明客观上的事实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使共产国际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此决议里将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注意土地问题的解决等任务列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之首。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立即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进行耐心的启发、说服，并于8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汇报了在莫斯科3个多月的工作。其中，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策略问题作了详细的传达。他说，中央过去“对于建立根据地这一点的确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同上，第219页）经过周恩来的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表示坚决接受共产国际指示，补正过去的不足。
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周恩来立即着手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8月26日，周恩来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和群众工作”。9月1日，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长江局的信中指出：“长江局的工作已居全国工作的第一位，而苏维埃中央局的工作更应成为中心的中心”。把苏区工作看成党的工作中心的中心，是周恩来思想的又一次升华。
在9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报告从加强党的中心工作角度，强调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说，苏维埃区域“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地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68页）。在他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中，将“巩固与发展各苏维埃区”作为首要任务，提出“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同上，第286页）。简而言之，周恩来认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巩固的基础再逐步向外发展。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并将苏区工作列为党的中心工作的中心。如果全党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克服左倾错误，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去奋斗，中国革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处于幼年的党，还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又犯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大的左倾错误。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应该说周恩来对这一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由于实践经验的不同，周恩来的某些认识还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境界和深度，但从上述一些理论观点及其处在中央领导地位的指导作用来说，其卓越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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